研究分析博彩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及其特点可以发现，在不同历史阶段，博彩业发展过程中博彩资金转移和分配方式的变化，对于博彩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一、博彩资金转移和分配方式变化，是区分不同博彩形态的重要标志

比如，在埃及史前期考古发掘中，就出土了大约4万年前人们在“碰运气＂游戏中使用的距骨；西元前3,000年以前，在伊拉克和印度也出现了六面体的骰子，当时人们主要用来解决争端、分配财产和占卜（在印度两千多年前的梵文史诗“摩诃婆罗多”和“ 梨俱吠陀”里，对此有所记载）。在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都发现距今4,000多年的骰子实物。在古代希腊和罗马，骰子游戏曾普遍流行，保留至今的许多古文献、古建筑、墓葬之中也多次发现有关骰子及其游戏的文字记载和图案。1

在中国的夏、商、周代，据记载也发生过帝武乙与天神及周穆王与井公玩的“六博＂等，人们也许还进行过弈棋、斗鸡、赛马等各种竞技、斗智性娱乐游戏。然而，在这些娱乐游戏中，都没有发生私有财产（即博彩资金）的转移。因此，它们都不是赌博，而只能是娱乐游戏。同样是掷骰子、打麻将、玩牌或斗蟋蟀等，赌钱物的就是赌博，而不赌钱物的就只能是娱乐游戏。可见，有无私有财产（博彩资金）转移，是能否定义为博彩的关键。而在不同的博彩形态中，虽然都存在博彩资金的转移，但是其转移和分配的方式是不同的。这是可以划分不同博彩形态以及博彩发展不同阶段的重要而可以明确区分的标志。

据《史记.孙子吴起传》记载：战国时期，齐国贵族常常举行赛马，每场的输赢常在千金以上。当时将赛马分为上驷、中驷、下驷三等，并让其各戴上不同的彩饰。军事家孙膑到了齐国之后，常常作为齐国国相田忌的幕僚去观看赛马。他发现田忌的三种马都比齐王同等级的马稍差一些，所以每赛总是小负。于是他给田忌出了个主意，让马师把其马的彩饰互相调换，把下驷扮成上驷，上驷扮成中驷，中驷扮成下驷。然后，他让田忌以下驷赛齐王的上驷，上驷赛齐王的中驷，中驷赛齐王的下驷。于是，结果是齐王的上驷大胜，而中驷和下驷分别负于田忌的上驷和中驷，田忌虽负一场，但胜二场，总的来说是二胜一负，赢得了千金，获得了对齐王的第一场胜利。孙膑因此获得了齐王的赏识，成为齐王的军师。

在这则中国古代田忌赛马的故事中，田忌与齐王赛马，最终田忌在孙膑的帮助下赢得了千金。这就说明在赛马的过程中发生了博彩资金（即“千金＂）的转移（由齐王付给赌赢者田忌）。因此，这是一场典型的中国古代赌博案例。又因为这是两人对赌，博彩资金转移的方式是直接付给（在转移过程中并没有纳税），分配的方式是完全归于胜者所有（没有他人抽成），发生了零和效应，所以就可以据此认为这是一场自娱——互娱性博彩，而并不是商业性博彩。

中国古代的赛马、走狗、斗鸡和斗蟋蟀等，一般是在马、狗、鸡或蟋蟀的主人之间进行，属于对赌或互赌的性质，博彩资金仅在参与赌博的双方之间进行转移，具有零和效应，并不外溢为他人所得。因此，只能归于自娱-互娱性博彩，并非是商业性博彩。

另一类靠赌博为业的人是以提供赌具和场所抽头获利的赌场老板。古时都市里大多开设有赌坊、赌局或赌馆。 《水浒》里的快活林，虽只是集镇，也“有三二十处赌坊兑坊＂。清代各城市赌坊很多，京师“遍九城皆有赌坊＂，很是兴隆。赌坊的老板常靠贿赂官吏衙役躲过政府禁赌的法令，生意越做越红火。

如宋朝，“今之博戏，有长行最盛……王公大人或原耽玩，至于废庆吊、忘寝休、绍饮食者。及博徒用之，于是强各争胜，谓之｀掠零＇，假借分画，谓之｀囊家＇，囊家什一而取谓之乞头。有通宵而战者，有破产而输者……＂。这里的囊家，就是聚赌抽头的赌窝窝主。宋代更有所谓“柜坊＂，“以博戏骗财＂。定州“城中有开柜坊人百余户，明出牌榜召军民赌博＂宋金时北方的许多酒楼茶馆，往往陈列着多副双陆盘，供赌徒使用；“燕京茶肆，设双陆局，或五或六，多至十余，博者嗡局，如南人茶肆中置棋具也。 ＂

清朝中期以后，中国的斗蟋蟀之风达于极盛，不但有专门的赌场，而且还有严格完整的比赛规则和程式。在博彩资金转移过程 中，已经有了赌场主人的提成。在此风盛行的北京、天津、广州和江浙、上海地区，每当秋风起时，即有人在空旷地带搭起棚子，棚内用布帐分隔为若干圈，作为赌室。赌前双方须将蟋蟀仔细过秤，分成级别相斗，颇类似今日的对抗性体育比赛。斗前双方约定赌注金额，旁观者亦可下注，赌注多者达几百上千两白银2 。赌注即博彩资金归蟋蟀斗胜者所有，而经营蟋蟀赌场的业主要从中抽成。这就说明其已经从自娱——互娱性博彩发展为个别的、简单的商业性博彩了。

从晚清到民国期间，西方人在香港、天津和上海开办了跑马场，并发行结合摇奖和赛马的马票，举办赛马赌博，任何人都可以购买马票参与。当时上海最引人注目的马票是“大香槟票＂，每张售价银元十元，赛马前就广泛出售。而香槟票的头彩一般高达20万元以上，是马票的两万倍以上。因此，当时上海的市民趋之若鹜。开办赌马的英国人发了大财。显然，跑马厅已是当时登记的博彩企业，博彩资金中有一部分已经转化为博彩企业利润的重要部分了。这时，博彩资金抽成制度已与企业制度相结合，而博彩也就发展成为扩大的、复杂的商业性博彩了。同样，经清朝官府批准，当时在广东省大规模发展的闱姓赌博，也属于扩大的、复杂的商业性博彩。因为这是当时官府允许的，而且博彩资金中有一部分也转化成为举办这项博彩的企业之利润的重要来源。

同样是赛马，经香港政府批准，由香港马会举办的赛马，可以通过网络购票参与，博彩资金通过网络或信用卡支付，利润由香港的马会所得，这就是网络赛马了。

可见，区别博彩经济的不同形态，不能依据参与博彩人数的多少或是赌注的多少，也不能依据赌具的变化，而只能以博彩过程中博彩资金转移和分配方式的变化作为标志。

二、博彩资金转移和分配方式变化，使博彩业发展具有了内在的动力

要研究博彩发展的原因，须从博彩的特殊性来分析。一般来说，几乎所有的博彩活动都具有游戏娱乐性、技巧智慧性、竞争胜负性、运气机遇性以及财物转移或以小博大的赢利性等基本特性。其中，游戏娱乐性可以充实和丰富人们的生活，使人身心愉悦；技巧智慧性可以增进人们的技巧，启迪、激发和发展人们的智慧；竞争胜负性则可以培养和锻炼人们的竞争能力，促进和满足人们争强好胜的动物性本能以及优胜劣汰、以竞争求进步的社会进化需求；运气机遇性迎合了人们祈求好运，相信运气，自信自己总会时来运转的普遍社会心理；而财物转移或以小博大的赢利性则符合人们渴望尽快合理地致富，公正地多占有物质财富，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的求富心理。因此，博彩是人们较为普遍的心理本能之表现和发泄，是不少人本能的一种需求。这正是博彩在历史上禁而难以杜绝的重要根源。

然而，上述博彩的不同特性，在不同的博彩形态中的体现程度有着较大的差别。比如，中国历史上的“六博＂发展为博彩后，博彩资金转移最终由行棋的胜负决定，而且仅在参与博彩的人之间转移，具有零和效应。显然，这是一种自娱－互娱性博彩。其中，掷箸带有游戏娱乐性和运气机遇性，行棋主要依靠技巧智慧性，而最终结果则显示出竞争胜负性和财物转移的赢利性。这个典型案例说明，大凡是自娱－互娱性博彩项目，都具有游戏娱乐性和竞技斗智性较强的共性。在弈棋、麻将、赛马、斗鸡等个别的、简单的商业性博彩项目中，人们竞技斗智、游戏娱乐和运气机遇的成份相对较大，而赢钱的成份则相对较弱。在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皇帝、王公大臣及士大夫们热衷于博彩，主要是为了竞技斗智和游戏娱乐，祈求的是运气机遇，而赢钱只是为了增加刺激和助兴。正是因为这样，在自娱－互娱性博彩中，博彩本身的交易成本（如赌具费、场地费、组织及协调费、仲裁费等往往会被人们忽视不计。

然而，随着博彩规模扩大、参与人数增多以及涉及赌注加大，博彩本身的交易成本也随之增大。如：添置赌具，租用场地，由专人组织和协调，对博彩过程及其结果的公平、公正进行仲裁等，都需要增加交易费用。于是，就促成博彩业内部专业化分工进一 步发展，产生了专业主持博彩，为参与者提供各项服务的“庄家＂和专业的赌场。庄家和赌场的出现，使博彩服务专业化了，提高了博彩的效率，节约了各个博彩参与者分别为赌具、场地、组织及协调、仲裁等的劳心费神和费用支出，降低了博彩的风险和交易费用。因此，庄家从博彩赢者的彩金中收取一定的提成，为参赌的赌客服务，自己也还能有所盈余，这样对参赌的赌客、庄家和博彩的胜者都有利。于是，赌场中的庄家或赌场抽成逐渐就为大家所认可，也就成为赌场中约定俗成的一项庄家或赌场抽成制度，一种商业惯例了。这样，遂使博彩改变了原有的自娱－互娱性质，而与商品经济直接相结合，成为庄家商业经营赌场的一种特殊形式，获得了发展的内在动力。这是自娱－互娱性博彩发展过程中的制度创新，它使博彩突破了原来自娱－互娱性博彩在规模、人数、赌具和场地等方面的局限，得到了较为迅速的发展，从而进入了个别的、简单的商业性博彩阶段，规模扩大，参与人数迅速增多。在中国，这项庄家抽成制度的形成大约是在宋朝期间。在北宋年间，民间就已经出现了商业性经营的“柜房＂，也就是赌场，而且在当时的法律文书或民间传记等中也已经出现了柜房、招人赌博等的词句。

在18世纪中期以后，博彩中的庄家或赌场抽成制度与近代企业制度相结合，使企业能从博彩业的发展中获得丰厚利润，而政府又能从企业缴纳的税收中获益。这样，博彩过程中博彩资金转移和分配的方式进一步发生变化。赌客所输的赌注除了支付给胜者所赢款项以外，一部份将作为博彩税或费用由企业向政府缴纳，以作为公共支出或用于公益性事业；余款扣除固定资产折旧和企业员工工资后，将作为利润属于博彩企业主所有，对其扩大企业经营规模和再投资博彩产业有利。也就是说，博彩过程中资金转移的程式合法化、透明化了，而且在博彩赢利的分配中兼顾了博彩胜者、政府部门、企业员工、业主以及社会福利享受者的利益，即获利主体多元化了。其结果，就使博彩业的发展获得了内在的动力，也更能为公众所理解和接受，从而也就从个别的、简单的商业性博彩发展为扩大的、复杂的商业性博彩。

三、博彩资金转移和分配方式的多元化，是博彩业发展的重要原因

分析美国、英国等欧美国家18世纪，尤其是19世纪中后期以来的彩票业，美国、英国、澳大利亚、香港等的赛马业，以及美国、英国、澳门等赌场业近年的迅速发展，可以发现这与这些国家或地区依法严格的博彩政府管制，特别是依法对于博彩业资金转移和分配的严格管制有关。

比如，美国发行彩票，各州的彩票收益分配比例大体上都是50%左右为返奖奖金，15%以内为发行和宣传费用，30%以上为资助教育等的经费，另外5%左右为发行费用或是佣金。 3英国国家彩票收入分配比例由彩票法规定，其中返奖派彩50%，彩票税12%，公益慈善28%，运行成本4.5%，经销商佣金5%，发行机关利润0.5%。彩票盈余款之32%主要用于健康医疗服务、教育和环境保护，17%用于艺术、慈善公益、体育、文化资产，其余皆按各单位的申请之评估结果，进入相关基金。4

香港赛马会每年举办约700场赛事，马会缴纳的博彩税达香港税收总额的11.7%。 2002至2003年度赛马总投注额为710亿港元，其中580亿元派彩（占82%），95亿元博彩税（占13%），余额约39亿港元（占5%）为马会收益。马会收益扣除营运开支后所得盈余，交由属下的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管理，主要用于香港的体育、文娱、教育、社会服务、医疗等方面用途。5

目前英国的赌博业为当地创造了12.5万个就业机会，年营业额达73亿英镑，每年缴纳的税收超过10亿英镑。6

可见，政府是博彩收益的重要获利者之一，博彩资金经过在博彩过程中的转移，其中有一部分以税收或其他形式上缴给了政府，成为政府重要的财政来源之一。据笔者估算，政府大约可获得博彩总收益中约30－50%的份额。在澳门，政府的博彩税收1961年仅有200万元， 1981年为1亿元，1990年19.36亿元，2005年达到160亿元。博彩业成为澳门的主要支柱产业，博彩收益占澳门本地生产总值的比重最大，博彩税收是澳门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占政府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7 这说明特区政府是澳门博彩业发展最重要的获益者之一。

其次，博彩业投资商通过抽成等形式，获取相当于博彩收入总额约20-40%的收入，而且这项收入是长期而相对稳定的。澳门富豪何鸿燊经营澳门赌场凡40余年，积累了万贯家产，已跻身香港十大亿万富翁之列，被称为“赌王”，已成为澳门博彩经济发展的巨大受益者。

最后，从博彩经济中获利的还有极少数获奖的彩民或是在赌博中赢钱的人。他们得到了比其所下赌注或彩本多得多的彩金。然而，他们所得奖金要靠运气，极不稳定，并只有极少数几个人，而且还很分散。比如，英国自1994年发行彩券以来，已经成功卖出480亿张彩券，募集慈善基金160亿英镑，获益之补助款数目达18万个，共造就1,652位百万富翁，平均70%的成年人购买彩券。8 据报导，中国福利彩票自2003年上市以来，到2005年9月已开奖314期，总销售量超过200亿元，为国家筹集了70多亿元公益金。 9其二年多的时间里共在中国大陆造就了901个百万富翁，平均每期造就约2.9个百万富翁，每个月造就27.3个百万富翁。另据报导，2005年7月29日欧洲“百万欧元抽奖＂活动爆出大奖。爱尔兰一名家庭主妇独赢累积9期、总额达1.156亿欧元（约合1.426亿美元）的巨额奖金，成为欧洲彩票史上最高奖金获得者。

由上述可见，通过近代博彩合法化以后政府对博彩业实行的严格管制，近代博彩业发展过程中资金转移和分配方式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使博彩业发展的获利主体多元化了，兼顾了政府税收、社会公益、博彩业主、居民就业和博彩参与者各方面的利益。这样，也就使现代合法的博彩业具有了政府管制经济和部分公益经济的性质。这对于改变人们长期以来视博彩为“恶业”的观念以及历史上传统的政府对博彩严厉打击的政策有着积极意义。同时，这也为现代博彩业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成为现代博彩业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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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罗新本、许蓉生：《中国古代赌博习俗》，陝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4、56页。
2罗新本、许蓉生：《中国古代赌博习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2-113页。
3欧阳卫民、闵路浩：《彩票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页。
4刘代洋：“彩券发行及管理制度之国际比较＂，《博彩产业与公益事业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澳门，2005年，第30页。
5周航：“香港赛马会＂，《知识文库》，北京，2004年3月。
6“英国放宽博彩法律惹争议，可能促进经济但会引发严重社会问题＂，中国新闻网，2005年12月29日。
7资料来源： 《浙江与澳门企业贸易投资实用调研报告》，浙江省国际经济贸易研究中心、澳门贸易投资促进局研究暨资料部，2005年6月；王五一：《赌权开放的制度反思》，澳门理工学院出版，2005年，第30页；李晓闵：“澳门博彩业收益分配之现状及展望＂，《博彩产业与公益事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2006年，第39页。
8刘代洋：“彩券发行及管理制度之国际比较＂， 《博彩产业与公益事业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澳门，2005年，第24页。
9 《北京青年报》，2005年8月23日。
10《新京报》，2005年8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