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用较小代价，去博取很小概率的中大奖机会的消费行为”，购买彩票当属是慈善消费、娱乐消费和幸运消费。有人曾把买彩票中奖，比作是天上掉下来一个大“馅饼”，可这个“馅饼”掉在每个人嘴里的机会却是微乎其微。

        7月2日，记者在百度上搜索关键词“挪用公款买彩票”，搜到相关网页4.06万页，“营业员挪用公款买彩票中49万被判18年”、“出纳挪用公款买彩票被判刑”、“原泸州某高校计财处收费员挪用公款买彩票”、“云南曲靖：一农经站长挪用公款买彩票获刑”等等字眼一下跃入眼帘，而最为轰动的“挪用公款买彩票”事件，莫过于河北邯郸银行盗窃案，该案主犯任晓峰、马向景从金库盗取5100万元买彩票，结果被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处死刑，让人唏嘘。

        很显然，在“挪用公款买彩票”事件中，挪用公款买彩票不是为了慈善，也不是为了娱乐，甚至可以说是带着一些病态的心理希望通过运气一夜暴富。那么，这种“疯狂买彩”的行为，究竟暴露了什么？它对我们的提示又是什么？

案例一 公款买彩票 女出纳12天散尽21万

        为了中奖，郭某利用出纳身份的便利条件，私自挪用公司资金购买彩票预测号码，等发觉受骗后，却没有立即报警，为了能“私了”，又通过一个陌生的网站进行举报，谁成想，才身陷“虎穴”，却又进“狼口”。

        6月19日，乌鲁木齐新市区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公开审理。

        “你有经济能力归还这些钱吗？”法官询问被告席上的犯罪嫌疑人郭某。

        “不能”，郭某低下头轻声回答。

        32岁的郭某，在2005年至2007年间，曾担任一家车业贸易公司的出纳。

        2007年3月18日中午，由于当天是周日，事情并不多。闲来无事的郭某坐到电脑前。一次无意的点击，屏幕上出现了一个陌生的网站。“只要交纳108元会员费，我们就可帮你预测福利彩票3D的号码。”看到这里，让买彩票从未中过奖的郭某动了心。

        随后，她来到邮局，按照网站上所提供的账户把108元钱打了过去，随后，她又拨通了网站上留的一个电话号码，一个操着南方口音的男士接了电话：“恭喜你，现在你已经是本公司的会员了，要想得到中奖号码，还要交3000元的资料费。”

        3000元，对于月工资不过千元的郭某来说，不是一笔小数目。

        郭某第一次把手伸向了公司的保险柜。

        再次和那个陌生男子通话后，郭某被告知，需要再汇5800元，作为初级会员费。郭某利用相同的手法，又给对方汇了5800元。这一次，郭某要求对方给自己预测号码，对方却称，“今天已经过了预测时间。”

        第二天，郭某给对方打电话时，却又被告知，要想得到更准确的号码，再交一万五千元，成为高级会员。郭某只得硬着头皮又从保险柜里取出一万五千元。

        这次，对方还真给了郭某几个号码，但遗憾的是，一个都没有中。对于郭某的质问，对方振振有辞地解释：“因为你投入的太少，中奖的机会也少。如果你再汇15万元，保你中奖！”

        见郭某有些犹豫，对方做了“让步”：“要不你先汇五万元过来吧。”这一次，郭某同样没有得到她想要的“中奖号码”。

        3月20日，郭某又接到了对方的电话，同样要求她再支付五万元。前后七次打款，郭某共计支付了158900元。尽管后来对方给了她一些号码，但却没有中奖。

        为了“问清楚”，郭某又一次拨通了对方的电话，却已打不通了。

        至此，郭某才明白过来，自己被骗了。可如果报警，就意味着自己挪用公款的事要暴露。无奈之下，她想到了通过网络进行举报。通过搜索，她找到了一个所谓的专门受理网络诈骗的“举报中心”网站。并拨通了网页上所显示的联系电话。

        在诉说完自己的受骗经历后，对方表示可以受理投诉，但必须按照受骗金额先预交10%的手续费。为了能追回自己被骗的钱，郭某不假思索地从公司保险柜里取出来15890元，并立即汇给了对方。

        收到“手续费”后，“举报中心”致电郭某，如果钱被追回来，还得要再支付8%的“退款手续费”。权衡之后，一想到被骗的钱能追回来，郭某犹豫着，又从保险柜里取出来12710元汇到了“举报中心”的指定账户。

        可事情并没有完结。3月28日，“举报中心”打来电话，称郭某需要再支付三万元的“办案经费”。就在第二天，郭某接到了“举报中心”的“喜讯”：发现了嫌疑人，但要抓捕他，还需三万元的“经费”。

        眼看“胜利在望”，郭某却没有胆量再向单位保险柜下手。无奈，她向亲戚借了三万元，连同自己的希望一起汇到了“举报中心”的账户上。

        可让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第二天打电话询问“抓捕”情况时，对方的电话却无法接通了。

        看着被自己一次次掏空的保险柜，郭某不敢计算这些钱的总金额。

        3月30日，幡然醒悟的郭某来到开发区公安分局报案并投案自首。在短短12天的时间里，郭某从公司账上转走了21万余元的资金。

        法庭上，郭某交代了自己挪用公司资金的全过程。

        在郭某看来，只要会计那里的账面显示没有问题，而自己的现金账平时又很少有人过问，若及时填平“窟窿”，那么挪用现金应该是不会被人发现的。

        为了使会计账面显示“不出问题”，掌管着公司现金支票的郭某想到了一个方法。她分六次，利用现金支票取出同等金额的现金，然后将钱再存入公司的账户里，把存款凭证交给会计做账。这样，尽管郭某的现金账面“不平”，可会计的往来账上却显示不出任何问题。

        日前，新市区检察院以涉嫌挪用资金罪对其进行公诉。

巨款“蒸发” 曝基层财务漏洞

        负责承办此案的法官表示，从本案中，除了折射出对网络陷阱应有的警觉和提防外，作为受害者的公司，也值得注意，加强财务制度的管理，不应当仅仅停留在账面上。

        该法官认为，“个人支配巨额公款使用”，恰恰暴露了基层单位财务制度的不健全和监管上的漏洞。如果严格按照账实分离原则和财务审批制度，不给任何领导和人员一手遮天的机会，是不可能造成巨额公款被挪作“投资”之用的。

铁杆彩民“赊购”彩票14万 销售点老板赔钱又担责

        为了能获取高额回报，家住奇台的岳远洋（化名）不仅花光家里16万元的积蓄购买体育彩票，还在彩票销售点赊购了14万余元的票款。在销售点老板曹胜（化名）几次催要无果后，岳远洋被告上法庭。

        近日，兵团农六师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终审判决：判决岳远洋按照80%的责任分摊比例，偿还曹胜112729.6元欠款。销售点老板曹胜承担20%的责任。

        几年来，岳远洋一直坚持购买彩票，但数额都不大。2005年，他开始对体彩“排列三”组合玩法产生兴趣。第一次，他就购买了五千多元的彩票，但没能中奖。为了能够“翻本”，每天他都会到同一个销售点购买同一个数字“14”的和值，所不同的只是每天“下注包买”的倍数不同。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他就花光了家里16万元的积蓄。为了不让前面的钱“打水漂”，岳远洋开始向曹胜经营的彩票售票点“赊购”彩票。

        由于经常在曹胜的店里买彩票，两人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对于岳远洋的做法，曹胜并没有制止。可仅仅过了十几天，岳远洋赊购彩票的钱竟累计达到了14万余元。

        这时，彩票中心发现了曹胜的违规操作，当即停止了其销售行为。为了正常经营，曹胜不得不四处筹钱，将欠彩票中心的彩票款及时归还，投注站才得以继续经营。

        为此，曹胜向岳远洋提出还款一事，协商后，双方达成协议：这14万元的债务，以后每年还5000元，直到还清为止。并且岳远洋和妻子都在还款协议上签了字。

        很快，一年过去了，岳远洋却仍没有还款的意思。见还钱无望，2008年初，曹胜将岳远洋夫妻起诉到法院，要求其偿还欠款和利息共计16万余元。

        法庭上岳远洋表示，自己之所以欠这么多钱，都是受曹胜的诱惑，遂请求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后认为，双方签订的欠款协议有效，但前提是基于“赊购彩票”这一不当行为，因而导致发生如此大笔欠款。对此，曹胜作为彩票销售方，也应承担一定责任。因此，只支持了14万元的本金，2万多元的利息则被驳回。对此，岳远洋提起了上诉。

        6月18日，兵团农六师中级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认定在此借款纠纷中，岳远洋与曹胜应分别承担80%和20%的责任。即岳远洋需支付曹胜112729.6元欠款。

赊购合同不成立

         负责承办此案的二审法官解释：根据我国彩票管理的相关办法，彩票的销售是以双方发生实际交易行为才能有效，赊购彩票的行为是被禁止的。岳远洋在购买彩票时，并没有支付欠款，而曹胜将彩票“卖”给岳远洋时，也没有收钱。换句话说，就是两人“购买”彩票却谁都没有实际付钱，这账“赊”在了彩票中心头上。所以双方之间的彩票买卖合同不成立，曹胜没有权力依据买卖关系要求岳远洋支付彩票款。但这一结果已造成曹胜140912元的损失，该损失是双方在缔约过程中的共同过错所致，理应由双方共同承担。

矫正“病态跟进”

         新疆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磊表示，我国的彩票业是公益性质的，但客观地说，彩票的“伦理缺陷”和潜在的“危害性”也是与生俱来的。如果缺乏正确的引导和规范的监督管理，彩票购买行为也有可能给社会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

        首先，作为彩票行业，应当建立“异常情况”的反馈机制。比如，遇到一次性大额购彩的行为，应当积极向有关监管部门或者金融、公安等部门进行申报。此举的目的在于尽最大努力减轻彩民大额投注的风险，同时，也为监管提供积极主动的配合。

        需要重视的是，由于彩票销售额与彩票发行、销售机构的利益挂钩，遇到彩民进行巨额投注时，因利益驱动，一些销售机构没有劝彩民谨慎从事，量力而行，合理投注，规避风险，并积极向监管部门报告，而是期望甚至怂恿其进行巨额投注，以便可以实现其利益。这一点也是需要警惕的。

        其次，一些人企图通过购买彩票的形式，达到洗钱的目的，这就需要金融监管部门加强监管。这种监管既包括内部体制，也包括对外金融行业的监管。虽然彩票的小概率中奖使买彩票作为洗钱的手段，显得风险巨大且收益不确定，但病态赌徒还是愿意冒险一试，此前类似案件也曾发生。金融或公安等部门的监管就相当于从源头上堵住“漏洞”。

        另外，对于一些即将或者已经出现“病态”的购彩者，应当建立相应的预防或者矫正的救助机制。媒体的舆论导向应侧重客观理性购买彩票的宣传。